他提出，就香港政府管治、规制中央与香港的关系而言，《香港基本法》是一份自给自足的、排他的法律文件。
比如，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应松年教授在《政治与法律》上发表了《第七讲行政决策》的专题文章，对行政决策的内容和意义、行政决策的种类、行政决策的基本步骤和几个关系等四个基本问题作了一般性介绍。[15]行政行为的分类还有:羁束行政行为和裁量行政行为、依职权行政行为和应申请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行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等等。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涉及公共利益的各类行政决策不断增多，如公共政策和规划的出台、公共项目的批准建设等。具体行政决策的事项涉及的对象是特定的，如行政机关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重大公共建设项目。（一）导入行政过程视角 作为行政法学的立论中心，行政行为形式论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体系构建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不同标准，行政决策又可作出如下几种划分： 其一，重大行政决策与一般行政决策。这种分类类型主要是依据行政权力运行的过程（纵向视角）对行政行为所作的一种划分，包括行政决策、行政执行以及行政监督。
此后，我国有关行政过程论的论著逐渐增多。由于行政任务的多样性，作为行政法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行政行为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且变化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现状和面貌，因此研究起来十分困难。笔者认为宪法中关於国家主权和主权标志的规范、涉及中央国家机构的部分规范、涉及国家义务的部分规范[[73]]和公民义务中那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的规范[[74]]等，应属於一国规范。
[61] 参见梁美芬：《香港回归10年：从抽象宪法传统演变为具体宪法传统》，载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香港回归1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第149页。所谓 自给自足，并不是说《香港基本法》与中国宪法没有什麽关系，而是说《香港基本法》为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以及法律在香港的适用提供了框架。中国宪法分类示意图中的A类规范对特别行政区居民是间接实施，即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立法来要求特别行政区居民不得破坏社会主义制度。[51] See Miguel Angelo Loureiro Manero de Lemos,The Basic Laws of Hong Kong and Macau as Internationally Shaped Constitutions of China and the Fall Off of‘One Country, Two Systems，TulaneJ. Int'l Comp. LAW，Vol.27,2019, p.309. [52] 参见曹旭东：《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理论回顾与实践反思》，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第79页。
我们国家的宪法其实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拱顶宪法的作用，另一个是内地宪法的作用。饶戈平教授认为，因为国家宪法允许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於内地的制度，所以国家宪法中的相当一部分规范不具有对港澳地区的效力。
笔者认为，这种理解需要商榷。《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第3条的名称是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按文义解释，这里的中央人民政府不包括执政党中央机关，也就是说《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还没有把国家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作为保护的对象。[[23]]国家宪法只有部分规范在特别行政区适用，借用凯尔森的理论，这部分规范不仅有实效，也有效力。佳日思（Yash Ghai）多年前就曾指出，如果承认基本法有效，宪法的有些部分就不能适用於香港。
关於法的效力有作用力说、力量说和约束力说等多种不同的界定，而约束力说是最常见的一种界说。[[65]]有观点认为关於国家主权和主权标志的宪法规范在特别行政区适用方式问题，即综合理解《香港基本法》第11条、第18条可知，宪法虽然提供了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但从规范角度来讲，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应直接适用。同时，因为制定法难免具有滞後性的特点，港澳基本法有时也很难提供充分的规范依据去处理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69]]还有学者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通过立法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不能通过立法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而这本身也是宪法适用於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表现。
[[68]]关於国家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消极适用，梁美芬教授认为，部分宪法条文，主要指那些有关社会主义制度或政策的条文虽然不能直接适用於香港，但是香港社会(包括民众和政府) 必须承认这些条款在中国其他地区实施的有效性。此外，即使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区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不能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实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
[9] 参见饶戈平：《一国两制方针与宪法在港澳地区的适用问题》，载杨允中、饶戈平主编： 《成功的十年：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2009年版，第12-13页。注释: [1] 朱力宇：《法理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56] 参见肖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10页。正如于兴中教授所说回归以後，香港虽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但我国法律中的‘最终承认规则并不一定就是香港法律中的‘最终承认规则。[[27]] Yash Ghai（佳日思）教授提出《香港基本法》具有自足性的特点，其目的就是要排除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中国中央国家机关避开基本法而直接依据宪法对香港行使职权，以此来维护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国家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实施意义重大，不但可以维护国家层面的宪制秩序，而且可以维护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层面的宪制秩序。当然相对於两制规范而言，一国规范更难以界定。[11] 参见秦前红主编：《新宪法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页。
[[47]]还有学者指出，宪法的绝大多数条款不能在特别行政区实施是不容置疑的。[34] See 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2nd ed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 [35] 参见陈端洪：《基本法的宪法性质》，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第60页。
（2） 宪法作为特定问题的判决依据。[39] See 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2nd ed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18. [40] 参见朱世海：《香港基本法中的权力结构探析——以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69页。
其进一步的後果，只会有一国而失去两制。[36] 中国宪法第62条第16项是关於全国人大职权的兜底规定，即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40]]有学者指出，如果特定宪法条文的适用会导致排除适用某个基本法条文或某个已纳入基本法教义体系的规则，那麽其就与全国人大作出的《关於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的法律效力不符，抵触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抵触了宪法。[66] 黄明涛：《论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效力与适用》，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第102页。笔者注意到，提出《香港基本法》具有排他性（自足性）的Yash Ghai（佳日思）教授也认为，在大多数实行联邦制或地方自治的国家，中央机构有责任维护国家利益。[[37]]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大律师公会也没有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据宪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权力。
[53] See 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2nd ed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p.215. [54] SeeKuChia－ChunandOthers Ｖ．TingLeiMiao and Others，CACV 178/1997,para.65. [55] 参见王振民、孙成：《香港法院适用中国宪法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第4-5页。[[76]]虽然1976年葡国宪法只是把澳门作为葡国代管的中国领土，但葡国宪法仍部分地在澳门地区生效,关於澳门本地政权机关的制度设计由《澳门组织章程》规定。
此外，直接适用说认为，因为宪法第31条、第62条第13项是设立特别行政区的依据，故认为宪法第31条、第62条第13项在香港获得了直接的适用。[[67]]此种观点也可归入抽象适用说，当然也可归入间接适用说。
在回归之後，如果说国家宪法中关於国家主权、主权标志等规范都不直接适用於港澳特别行政区，就不仅不符合法理，而且不符合常理。[19] 参见刘焯：《法的效力与法的实效新探》，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1期，第76页。
[41] 黄明涛：《论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效力与适用》，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第109页。[[34]]在不损害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前提下，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央政府依据国家宪法对港澳特别行政区行使权力无疑是正当且必要的。消极适用说认为，那些有关社会主义制度或政策的宪法条文虽然不能直接适用於特别行政区，但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民众必须承认这些条款在中国其他地区实施的有效性。[[75]]关於回归前的澳门，1822年葡萄牙宪法规定把澳门纳入其领土之中，葡国宪法延伸实施於澳门。
如果那些与基本法有关规范相矛盾的宪法规范（即中国宪法分类示意图中的B类规范）对特别行政区有效力，就会导致两部基本法的某些规范与这些宪法规范因同时适用於特别行政区而冲突，通常被认为是下位法的基本法就因毁损（derogate）[[21]]而失去效力。那种认为因为宪法是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根本法或最高法，所以宪法所有条款对特别行政区就都有效，如此的推论可能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具体说来：第一，宪法的全部规范如果对特别行政区都有效，那麽就得全部实施，即全部宪法规范必须在特别行政区得以适用或遵守。
既然这些宪法规范（即中国宪法分类示意图中的A类规范）的效力及於特别行政区，那麽它们就应在特别行政区实施。（三） 两类宪法规范的不同实施方式 1．宪法中一国规范的实施方式 笔者在上文中对宪法在港澳特别行政区适用方式的多种观点提出评析，部分适用说相对於其他观点更为可取。
自港澳自回归开始，港澳特别行政区纳入国家宪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国家宪法中关於国家主权、主权标志等规范就自动、直接适用於特别行政区，不需要用其他法律具体化。宪法是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象徵和体现。